“红色管家”何以管用?——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的破解之道

【问题】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常常陷入命名式、标签式伪创新,不仅无法实现“给社区减负增能提效”的目标,反而造成基层治理的低水平重复。在各类创新琳琅满目的情况下,如何才能使基层治理创新更具持续性,并且规避“内卷化”风险?【方法】本研究以S区“红色管家”项目为个案,该项目初期面临多方面的内卷化风险,但最终通过创新走出一套有效的社区治理之道。我们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跟踪了“红色管家”项目的运作过程并结合多种定性资料进行分析。【发现】(1)如同诸多政府主导的基层治理创新项目一样,“红色管家”在项目初期也面临观念、利益以及组织等多方面的“内卷化”风险;(2)项目实施过程中逐步呈现出的实体化、制度化、专业化和协同化的特征,保障了“红色管家”项目创新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可持续性;(3)能否规避基层治理创新的“内卷化”风险,根本在于基层党组织力量能否成功嵌入项目全过程,发挥引领创新的核心主导作用;(4)党建引领下多方创新主体的协同、合作与调试,观念、制度与技术的融合,构成了制度创新能否突破“内卷化”困境的关键。【贡献】本研究梳理了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问题的表征和成因。通过对“红色管家”项目案例的分析,本研究阐释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在机制,指出破解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困境的关键在于新合作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     

公安院校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职业认同现状及相关性研究

为调查公安院校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职业认同现状并探讨其相关性,通过整群抽样法选取某公安院校3280名大学生,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和警察职业认同量表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该公安院校大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总分为(26.49±5.72)分,职业认同总分为(11.55±1.64)分;单因素分析显示,自我效能感总分、职业认同总分在不同性别、就读层次、年级、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为团员、是否自愿报考公安院校上有差异(p<0.05),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另外,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一般自我效能感是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p<0.05)。研究结果表明该公安院校大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及警察职业认同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两者呈正相关性。建议增强公安院校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有助于提升其职业认同感。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十三批指导性案例解读

近期,经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以“检察机关依法履职促进社会治理”为主题的第二十三批指导性案例,指导各级检察机关进一步依法履行检察职能,促进社会治理创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结合相关情况,对该批案例作出解读。     

通信权的宪法释义与审查框架--兼与杜强强、王锴、秦小建教授商榷

在"法院调取通话记录""交警查手机"等实践争议引导下,学者们借助基本权利限制的"保护范围—限制—限制的合宪性论证"的审查框架,推进了通信权的宪法释义。但将通话记录排除出通信权的保护范围,并不能有效解决实践难题,且因为过早窄化保护范围而会影响基本权利的保护效果。诉诸隐私权或者个人信息权的方案亦难以成立。应认识到《宪法》第40条存在因制宪者预见不足而产生的宪法漏洞。如果将"检查通信"理解为"示例性规定",则《宪法》第40条容有对通信权限制的其他可能性。在"通信内容"和"非内容的通信信息"分层构造下,可以建立起既能回应生活事实和实践争议,又能落实宪法严格保护目标的教义学体系和审查框架。基本权利个论的研究,有助于反思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宽界定"或"窄界定",以及法律保留体系的普适性等基本权利总论问题。     

美国仇恨犯罪理论引入之前提性研究

为了解决现阶段我国社会频繁出现的以报复社会为目的的犯罪案件以及群体性暴力事件问题,美国仇恨犯罪理论被引入刑法学和犯罪学的研究之中.但是本文通过从产生背景、犯罪原因和治理策略上对中美两国仇恨犯罪进行比较,最终认为中美两国仇恨犯罪无法被等量齐观,美国式仇恨犯罪在中国语境下并不具有相应的理论解释能力,径直将西方的研究模式移植到中国语境来分析中国特有的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思路值得反思,因此应当对该理论的引进保持谨慎的态度.     

电阻测量法和光谱成像技术联用鉴别添改变造字迹

目的 黑色含碳笔形成的添改文件的检验一直是文件检验领域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对于原始字迹和添改字迹笔画均为黑色含碳色料书写的文件鉴定,通常借助光学仪器和显微设备进行形态学检验,易受外界环境和主体认知力的影响和限制。本文将通过笔画电阻测量法和光谱成像技术的联合应用,为鉴别黑色含碳笔添改字迹变造文件提供一种无损、便捷、有效的检验方法。方法 利用电阻测量仪和多波段光谱成像仪,选择同标准的测量点和基准点,分别对添改字迹与原始字迹笔画的电阻值和光谱数据进行测量、比较和分析。结果 实验结果显示不同黑色含碳笔书写的原始字迹和添改字迹笔画的电阻值和光谱数据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可以为鉴别添改字迹形成的变造文件提供依据。结论 电阻测量法和多光谱技术由于其无损、快速、准确等优点能够用于添改字迹的检验。两种技术并用的方法突破了含碳笔添加字迹鉴别中形态学检验的局限性,从定量的角度相互印证,使鉴定意见更为科学、可靠。     

TAKING THE ‘HIGH ROAD’: DOES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LTER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PROCESSES?

Although public administration scholars have long been interested in promoting administrative ethics, recent lapses in judgment by government employees make the study of ethics even more pressing. Yet, we know relatively little about how public values and publicly oriented motives influence the ethical obligations employees reference when confronting organizational problems. We employ Perry's (2000) process model of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to connect public values,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nd employees' understanding of their ethical obligations. Using data collected from over 1,400 managers in United States municipal governments, we present findings that suggest that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ppears to b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thical obligations rooted in virtue and integrity, or high road ethics, for less professionalized employees. Further, broader constellations of public values encourage increased application of high road ethics for the same employees, but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foster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自媒体时代司法公开的解困与型变——以微博直播庭审为切入点

随着现代科技的高度发达,互联网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获取讯息的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尤以自媒体的迅速崛起为显.自媒体以其独有的风采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司法公开作为现代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反映了社会对民主、法治的需求.司法工作要想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同,就必须深层次地公开,而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与平台,使得司法公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自媒体与司法公开正经历着在冲突中不断前进,在前进中寻求平衡,在平衡中促进互动的过程.本文拟以微博直播庭审为切入点,探索在自媒体时代深化司法公开的路径,以期能够进一步突破限制司法公开的制度与实践藩篱,从而推动司法公开向着更高的进阶发展.